1946年6月，蒋介石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迅速调动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形成包围圈。国民党调集10个整编师、25个旅共30多万人，将成立不久的中原军区部队六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内。国民党梦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打算在中原解放区召开纪念“七一”大会前后将我们一网打尽，一举消灭中原地区革命武装力量。
在此之前，中原军区抓紧一切时间积蓄力量，时刻准备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原三军从“中原会师”到“中原突围”的六个月就像是一场短跑中的冲刺阶段。
危急时刻，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为保存实力，争取主动，决定除留下一部分人员在当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行动之外，主力于6月底分路突围。
6月26日，李先念、王树声、王震三军在隆隆的炮火中争取先机，有计划地开始实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自此，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中原三军在“中原突围”的战略转移实施过程中从国民党的包围圈里冲杀出来，经过一次次血与火的拼死搏斗，闯进国民党兵力空虚的地区。
当时中原军区主力先是一起越过平汉铁路，然后分南北两路突围。北路由李先念、王震率领一万多人分两翼向西，其中左翼由郑位三、李先念率领到达陕南后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开辟豫鄂陕根据地。右翼由王震率领冲出重围，重返陕甘宁边区。南路由王树声、刘昌毅率9000人在武当山地区建立鄂西北根据地。
皮定均率领一纵一旅的7000人负责掩护主力突围，他们在原地抗击三天后向东到了苏皖解放区。中原军区其他部队在战斗中虽伤亡惨重，但在被敌人打散后仍坚持在大别山打游击。
军区部队在这次突围中损失很大，除进入解放区的三五九旅、一纵一旅外，其他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再也未能成为主力野战部队，原有的根据地缩小了很多。最令人心痛的是，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很多同志，特别是那些被国民党杀害的没能突围出去的伤病员，那种惨烈的状况让我永远忘不了。
当时我在鄂西北军区任侦查科长，突围开始后我跟着王树声、刘昌毅从南路一路向西。突围中我曾带一个连的同志奉命阻击敌人，随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后来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带着剩下的二十几个同志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独立作战。途中多次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我们采用毛主席游击战的战术跟敌人周旋，敌人多时我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敌人少时就想办法消灭他们，用缴获来的物资弹药补充、武装自己。突围时与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交战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突围时我们经常正面遭遇敌人，一般情况下，敌人的数量都比我们多，每到这时我们就得随机应变抽出一小部分人打阻击，掩护大部队撤退。虽然同志们都很清楚，打阻击十有八九意味着牺牲。但每当遭遇战发生，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命令一下，大家都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没有人退却。
面对数倍于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地躲开大路，翻山越岭走小路，一心想赶上西去的大部队。但因为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一路上经常迎面撞上国民党军和保安团。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白天躲在山里的树丛中观察周围的情况，等到晚上再行动。那时下雨天是我们行动的好时机，大雨会及时冲刷掉我们行动时留在路上的痕迹，常常让在后边追踪的敌人失去目标。
突围路上，每到一个新地区，我就让同志们隐蔽好，然后带上通讯员到前边看地形。有时还得冒险潜到附近的村里去找群众了解敌情，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国民党部队当时靠美国人提供的精良武器装备“围剿”我们，他们很多部队都配有卡车，“追剿”我们的速度大大提高。
当时我们很多战士用的还是日本的步枪，又因长时间奔波，人困马乏，根本没有能力与敌人进行正面较量，只好边打边撤地跑到一座山边，我让同志们分散上山。尾随过来的敌人开始还在后边追着我们打乱枪，等我们都躲进山后枪声就停了。为了摆脱这股敌人，我们很快翻越了这座大山。见天色已晚，我让大家下山后穿过土路，到对面的山上宿营休息。
没想到就在我们快到路边时，敌人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看着远处隐藏在路边的美式卡车我们一下子明白了。
当时跑在前边的两个战士没来得及躲闪就被等候已久的敌人打倒了。我们见这阵势赶紧往回跑，大家分散躲进身边的灌木丛，藏在岩石后利用手里的武器抵抗敌人的攻击。
看着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倍、火力也强很多的敌人，我当即大声命令拿机枪的二班长王常友带两个人顶在前边打阻击，掩护其他人迅速往后边的山上撤。好在这时天色已晚，周围的光线也暗了下来，我们借助灌木丛的遮挡撤到了半山腰的安全地带，摆脱敌人后我清点人数时发现王常友和那两个打阻击的战士没上来。他们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跟敌人拼到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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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及时
这次遭遇战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特别痛心的是，因为我的一时疏忽让我们失去了五个好同志。最让我们伤心和愧疚的是当时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始终在我们后边穷追不舍，使得我们根本无法去掩埋王常友和其他同志的尸体，大家只好在黑夜的细雨中远远地向这些为我们牺牲生命的烈士们默默地致哀。
这些牺牲的同志大多是从抗战时就参加革命队伍的老兵。在突围中，我们损失了很多像他们这样有战斗经验的同志。
突围时我们手里没有地图，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白天躲起来观察地形，晚上估摸着向西行动。后来在战斗中我们从一个被打死的军官身上找到一张军用地图，于是我们凭借这张地图，按照上级事先部署的大方向一路向西，打算突围到武当山地区去打游击。
路上我们伏击了一个车队，抓到一个敌新十三旅的军官，缴获了一些国民党的军服、胶鞋和现钞。我们用这些钱从村民手里买了一些土豆和玉米，简单弄熟后以此充饥。
随后我叫大家脱下这些天一直裹在身上已变馊的军装，换上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国民党军服。我们把脸洗干净，用老乡家的剪子剪了头发，然后装扮成国民党新十三旅的一个侦察小分队上了路。
记得7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冒着大雨走了30多里路，在天黑前赶到了一个被敌人占据的叫王家集的村子，侦查后我们了解到村里有敌人的一个保安小队。
一般来说，保安队的战斗力比较弱，当时我们又急需补充弹药物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打他个措手不及，消灭这伙敌人。
我们仍扮作国民党正规军，抓住村边的哨兵，从他那里弄清村里保安队的情况，然后押着哨兵直奔村公所。哨兵是个被抓壮丁的穷人，路上主动向我们交代说今晚保安队要聚餐，为他们队长过生日。
路过村里打谷场时，我们看见几个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后杀害的伤病员尸体，还有因收藏这些伤病员被杀害的群众尸体，他们都被敌人用绳子吊在树上和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木架子上示众，反动派妄图用这种残忍的白色恐怖吓唬老百姓不再帮助共产党。我们看到这些气愤极了，恨不得马上就把眼前的敌人消灭掉。
当时保安队的晚餐还没开始，他们的小队长由两个班长和几个女人陪着，在村公所正守着一桌冒着热气的饭菜说着吉祥话。我们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吃惊，但见我们是国民党军的打扮，以为是自己人，纷纷站起来准备跟我们寒暄。我们冲过去迅速缴了他们的枪，其他同志也急速冲进后院的两个厢房，解除了那里保安队的武装。
这一切进行得迅雷不及掩耳，直到战士们把俘虏押到院子里，那个队长还把我们当成国民党军，结结巴巴的一个劲儿地跟我解释说，长官，别误会，都是自己人，我们是县保安大队三分队的。
我跟他说，没误会，我们是解放军。我怕他没听懂，就解释说，就是过去的八路军。他听我这么说才瞪着眼睛不吭声了。
我让战士们把这几个保安队员绑了起来押到后边的厢房里。
大家忙着清点战利品，一班长李宏平走过来说，这回咱们还真吃着肥肉了，光机枪就三挺，还有一挺重机枪！子弹、手榴弹管饱！他贴近我说，西屋里有满满一屋的粮食！
我让同志们赶紧补充弹药，把身上的干粮袋都装满了。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通告村里的老百姓赶紧到这里来分粮食。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桌上那些还没动过的饭菜，大盘子里又是鱼又是肉的，中间的盘子里还有一只鸡，桌上还摆着一罐刚开封的烧酒。有的战士气愤地说，这帮家伙吃得这么好，有多少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有的说，这个恶贯满盈的队长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该把他处理了，为那些死难的烈士报仇！
我让李宏平带个战士把这个杀害我军伤病员的保安队队长拉出去就地正法，又派几个战士找群众把打谷场上被敌人杀害的烈士们的遗体都掩埋了。
村边的瞭望哨急忙跑来说，敌人来了！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看上去大约有一连人。
这伙敌人来得突然，一个连的正规军我们眼下还打不过。于是我们迅速换上从保安队俘虏身上扒下来的衣服。
我从墙上摘下他们队长的外套穿在身上，留下几个战士看守厢房的俘虏，便带着其他人来到村边。敌人不敢贸然进村，在村边摆开了阵势。
我们也架上机枪准备战斗。我让李宏平大声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保安队后就趾高气扬地喊话说他们是国民党军第十军的一个连，追击路过这个村子的共匪。
我们“毕恭毕敬”地把他们让进村公所，端茶递水招待他们。
他们连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屋，一屁股坐在中间的椅子上，眯着眼，撇着嘴不吭声了。
副连长提着嗓子，大声喊着要我们赶紧给他们准备晚饭。
李宏平堆着笑脸跟他们连长说，刚有一股共匪从这跑过去，上峰命令我们必须跟踪追击去消灭他们。
我也客气地跟那个连长说，你们刚到，辛苦了，先在屋里喝茶，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招待你们。
边说我们边做出急急忙忙赶着抓共匪的样子往外走，在敌人满腹狐疑的眼神下我们跑出了村子。好在这时已天黑，又下起了雨，我们二十几个装扮成保安队的同志趁着夜色在雨中向西北方向的大山跑去。
没走多远就听见村里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敌人发现了那些被我们锁在厢房里的俘虏，知道上了当。我们一鼓作气跑了三四十里路，进到山里。大概是天黑又下着雨，敌人也就没追出来。
当我们突围到白河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河水暴涨，看着湍急的河水，我知道必须有船才能安全过河，可四周哪儿也找不到渡船。我让大家隐蔽好，自己带着李宏平连敲了几家门，总算打听到一个姓陈的船工家可能有渡船。
老陈开始因为看见我俩穿着国民党军的衣服就跟我们兜圈子，说自己的船被那些从这里路过的军队抢走了。我们不相信，就用国民党军的口气吓唬他，要他赶紧找船渡我们过河去抓共匪。
船工看上去很害怕，他哆嗦着苦着脸说，老总，真是没有船啊！
这时他那缩在一旁的小儿子也吓得跑过来抱着他的腿大哭。因为一时弄不清楚他是不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周围又都是国民党军队，我们不愿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就跟他僵持了很久。
李宏平忽然发现船工的床铺底下有我们中原军区部队路过时留下的一张欠条，上边写着曾借过船工陈家的土豆和玉米一共三斤半，落款是河南军区政治部小分队。我们这才明白他是我们老区的基本群众。我们赶紧跟他解释说，我们也是八路军。
老陈不相信，依旧抱着他的小儿子低着头不吭声。我们跟他说了解放区的一些人和事，让他相信我们是八路军。后来李宏平还说到了新四军五师的几个老乡，没想到这时老陈忽然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流着泪告诉我们说，他的大儿子叫陈武升，就在五师，前几天跟着李司令突围，临行前还捎话回来说，他们一定要打回来的！
我们一边跟老陈道歉，一边继续请他帮忙渡河。老陈什么话也没说，跑到屋外找来了船桨和竹篙，带着我们的战士从草丛里拖出来一个破旧的竹筏子，用这不起眼儿的东西把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两次渡过了河。
我们走时老陈哭了，他嘱咐我们以后要是见到他的大儿子陈武升，一定跟他说要常给家里捎个信，报个平安，好让他们放心。老陈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哪怕是带个口信也成啊！
没想到我和老陈的道别成了永别，后来听一个和他同村的老乡说，老陈回村不久就被村里隐藏的内奸告密，被后边“追剿”我们的保安队和国民党军第十军抓起来杀害了，他那不满十岁的小儿子也被一起当作通匪家属给杀了。幸亏老陈的老婆当时带着女儿回娘家不在村里，侥幸逃过了一劫。当时解放区像老陈这样帮助过我们而后来被敌人杀害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有时半个村子的革命群众都惨遭敌人杀害。
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突出重围与大部队会合，继续在大别山地区跟敌人斗争，直至全国解放。
我们要向参加中原突围的将士们致敬，正是他们在突围中牵制了大量敌人，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其他解放区军民的武装斗争。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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